视域 | 数字排毒:一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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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排毒的重点不是戒断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而是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智能设备的深度嵌入让生活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中夺回什么。

原文 :《数字排毒:一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

作者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李洁

图片 |网络

现在国外一些酒店和餐馆将“我们有WiFi”标志替换为“保证无WiFi”,“无网络旅行”和“数字排毒旅行”成为旅游业的时尚新产品。国内豆瓣社区的“数字极简主义者”“反技术依赖”等话题小组聚集了众多组员,实践“低数字介入”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用户对智能设备有了警惕并试图逃离屏幕,作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数字排毒的内涵是什么?数字排毒的实践效果如何?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何为数字排毒

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在2012年被提出,是指“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智能设备,提供专注于现实世界社会互动的机会,以改善个体的整体福祉和心理健康”。数字排毒被认为是对智能手机、新媒体等信息技术入侵所造成伤害的一种隐喻性“治疗”,倡导个体从“永远在线”的数字世界中暂时退出,以休养生息。

与“技术抵抗”“技术不使用”等概念有共同之处,数字排毒认为信息技术具有侵入性和伤害性,而目前智能设备的使用模式是危险和不健康的。但数字排毒不是教条的技术“抵制”,阻止个体使用智能设备,也有别于信息技术“不使用”或“不持续使用”,而是提倡明智、健康、有意识地使用电子设备。当技术压力超过一定阈值后,个体能够预防性地恢复理性和平衡。

总结来说,数字排毒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数字排毒是一种“人本”理念。数字排毒并不否定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只是反对过量连接或过度沉溺其中,强调个体保持对技术的克制使用与反思意识。第二,数字排毒是一种“治疗”手段。不仅有特定的疗愈过程,还是一种自助净化行为,犹如道教“辟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提倡的“断食排毒”等。第三,数字排毒是一种“共生”关系。数字排毒给予了人们如何对待数字技术的新思路,即学习健康使用技术,与之建立共生关系,让技术辅助我们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而非任由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来自时间、健康与认知的需求

为什么在迎来数字社会后,数字排毒成为一种潮流?面对这一悖论,学界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倦怠”心理;有学者认为源于用户对“现实世界”的渴望;有学者认为“排毒”是实现新自由主义权力的一部分。数字排毒是一种对技术压力超载和主体性侵蚀的应对,是个体平衡真实和虚拟、离线和在线的尝试,学会改善时间管理、身心健康和自我意识的独特实践。由是观之,个体在时间、健康与认知上的诉求是推动数字排毒实践的主要原因。

第一,时间超载引致个体现实空间塌陷。数字排毒的提出是基于数字时间超载的假设,即智能设备占据我们太多时间,生活被入侵,渐渐偏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字世界,更关心网络空间发生的事情,致使现实生活具身交流的意义不断贬值。智能设备创造的数字世界破坏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常常不知道身在何处,现在是何时,感知自己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体对时间的控制是其主体性地位的体现,若时间安排不是基于自身需求而是受控于外部期望,则个体就丧失了时间主导权,也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

第二,健康超载造成个体身心健康透支。智能设备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时间与精力,所产生的技术压力还会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生活习惯,并引发诸多健康问题。例如骨骼疾病、肠胃疾病、脂肪超标和肌肉疼痛等,还可能导致“鼠标手”“智能手机肘”“计算机视觉综合症”等。深陷比特世界之中的个体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聚焦能力、自我安静能力下降,极易引发精神类疾病,例如注意力缺陷、自闭症、情绪失调(如抑郁、恐惧、焦虑等),甚至各种成瘾症状。研究发现,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会出现错失焦虑(FOMO),遭受类似毒瘾患者的大脑损伤,导致睡眠障碍和认知退化。

第三,认知超载导致个体自我意识退化。长时间沉溺在虚拟空间,个体对“真实”和“虚拟”的感知发生错位,注意力变得破碎,表达能力严重损伤,思考判断力降低,创造性能力减少,这些负面影响是认知超载的后果。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操控下,网络推送的信息远超需求,个体完全被淹没在信息浪潮中。同时,算法加速了平台的连接效率,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信息的高效匹配,智能手机就像一根无线的缰绳,让人们处于永远“待命”状态,随时随地等待被连接、被召唤,遭受持续性的精神紧张和压力,剥夺了用户深度思考,造成自我意识丢失。

从数字资源与心理资源展开干预

数字排毒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数字资源干预。这类措施通过制定戒断计划,控制个体的数字资源接触,减少使用时间,达到排毒、脱瘾的效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管理APP,例如番茄TODO、Play Task等,限定APP和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防止沉迷某些应用程序,养成健康的使用习惯。我们还可以关闭某些APP的推送、提醒或停用某些账号,防止个体注意力被分散,进而减少使用时间。另外,可以通过回归旧的媒介形式,使用仅有通话、短信功能的“非智能手机”,以此简化数字生活,实现脱瘾排毒。这三种方法的实施取决于用户的主观意志。

二是心理资源干预。根据个人的行为目标和价值观,提供认知行为疗法、健康行动过程法等健康行为改变的心理技术,通过一系列动机和意志建构,特别是积极情感、心理信念和行为意愿建设,支撑个体将行为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心理资源干预措施认为个体意图和动机对健康行为改变至关重要,所以排毒过程主要依赖自我控制和主观意志,只有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意愿,才能帮助个体按照设定的行为目标行动,实现健康地、有计划地使用智能设备。

当前研究发现,数字排毒实践对使用时间、自我控制、身心健康、生活福祉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效果是积极的。最明显的是,干预期间个体对智能手机、SNS、IM等的使用时间皆显著减少,有中度或轻微抑郁、焦虑、拖延症状的患者,在数字排毒干预后相关症状获得一定改善。但其在睡眠、孤独感、社会压力、认知表现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效果是混合的。未来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探明不同方法的效果、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等。

对技术、生活和主体性的思考

数字排毒是时间、健康、自我意识被入侵的反应,是应对技术压力、改善身心健康的一种策略,也是对真实性、主体性的保护。目前,学界针对数字排毒的研究刚刚起步,但仅仅是这一“小”尝试就带来了一些“大”影响。

第一,重新锚定和认识技术。起初,人类为了与他人建立连接和信息互动而穷思竭想。如今,在技术、资本的推动下,连接已经远超我们的需要,甚至成为一种负担。信息技术革新了社会面貌,也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包括我们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互动方式。随着信息技术深入社会肌理,并引起社会变化,人们开始质疑并重新认识技术。数字排毒便是人们反思技术、重新认识技术的体现。人们倦于技术依赖,开始寻求解脱,想要回归技术发明的初心,重新锚定与技术相处的正确方式。

第二,重视连接真实生活。数字排毒是人们对技术的一种再认识,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拥护。倡导数字排毒,最主要的原因是数字技术入侵了生活世界,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空间的注意力,伤害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导致人们迷失在比特世界之中。所以,数字排毒进行干预的普遍特点是,提倡户外活动,增加人们与自然界的物理连接。提倡“技术断连”“重新连接”,鼓励人们不要困在虚拟空间,要适度地脱离技术“连接”,重新拥抱真实世界。

第三,积极保护自身主体性。尼尔·波兹曼认为:“每一种新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数字排毒”是人们对技术过度依赖和主体性地位被入侵的一种警戒,人们想摆脱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捍卫自身的主体性和控制权。数字排毒的重点不在戒断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而是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智能设备的深度嵌入让生活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中夺回什么。所以数字排毒不代表技术失败,也不是一种消极行为,相反,它是一种积极行为,反映了人们努力夺回主动权,以清醒、健康、平衡的姿态进行技术使用。

[本文系中央高校哲社繁荣计划项目(ZYGX2021FRJH003)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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