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有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新数据，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既喜又忧。

喜的是，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增至36.7%，创5年新高；忧的是，其中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才3.9%！”司徒国海调研发现，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有货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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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领域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2022年热点论文数量更是首次取得排名全球第一的傲人成绩。在司徒国海看来，这表明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然而，基础研究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简单等同于生产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的建议提到“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让更多的创新性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那么，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为何“沉睡”，又该如何唤醒它们呢？

有的政策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锐科激光副董事长、总工程师闫大鹏，曾经在南京理工大学做教授，他深知科研人员职务成果面临“不敢转”“无法转”等诸多问题。

他举例说：财政资金投入在研发过程中形成的资产，包括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或装备设置等有形资产，如果无法顺畅赋权给技术发明人，就会严重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创新资源的极大浪费。

2015年，我国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人称之为中国版拜杜法案，将在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架起一条快速通道。

8年来，市场上的确涌现了不少科技成果。但闫大鹏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距离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尚有较大距离，有关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公司法等上位法距离最后一次修订已经很久，亟待加快推进相关现行国家层面法律的修订。”闫大鹏说，比如，其中尚未明确规定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如何处置，所有权处置如何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挂钩。

如今，虽然主要在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工作，但闫大鹏因为兼职教授的缘故，也经常往高校和科研院所跑。他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创新的政策，旨在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能，但往往是“一边在踩油门、一边在踩刹车”，致使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很容易“死机”。

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财政预算一体化等“一竿子插到底”的经费管理模式。在闫大鹏看来，这些容易造成将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当作行政人员管理，将科研经费完全等同于行政经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动力和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五所所长王其红也提到，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国有科研院所与跟投相关的指导文件，使得科研人员难以享受到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当国有科研院所的科研创新成果具备一定的产业转化条件、拟设立科技产业公司加速产业化进程时，程序上却无法引入职工股权，持股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放宽。

闫大鹏感慨道，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

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一份建议——通过引入“科研法人”制度，充分授予高校、科研机构战略科学家或首席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在项目研究方案制定、技术路线选择、科研经费管理、团队人员选聘、科研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绩效考评、薪酬福利及参与成果应用转化等市场主体活动方面的独立自主权。

“我们要从顶层制度设计上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核心技术发明人的权责匹配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使科研人员有责任感和获得感，从而真正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潜力和活力。”闫大鹏说。

“从1到10”成为亟待突破的卡点

从事机器人研究多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赵晓光有个很深的感受，科技成果转化“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需求和供给两侧都发力，但目前两方面动力和能力都显得不足。

企业是成果转化的需求方和受益方，但赵晓光调研发现，目前一些企业仅仅局限于满足眼前的市场需求，没有更长远的规划，没有将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发展紧密结合，企业的高质量人才储备也不足，在挖掘企业真实需求、破解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和亟须解决的关键技术方面，缺乏足够的能力。

科技成果的源头，大多来源于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也集中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研究课题，大多面向世界前沿领域，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尚不健全。

赵晓光告诉记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需要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了解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并组织科研团队与企业密切合作，攻坚克难，将技术成果落地在企业付诸实施。

遗憾的是，这个落地实现成果转化的过程，费时费力，并且不被大学或科研单位重视，因此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深入开展转化工作。

更为严峻的是，科技成果从样机到小批量测试的“卡点”难以突破。

根据赵晓光20多年的科研经历，科技成果从一个想法(0阶段)到样机研制成功(1阶段)，有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撑，科研人员通常能够依靠单位和团队的力量，攻坚完成，并通过样机验证理论、方法和算法的效力，验证原理的正确性和工程应用的可行性。

相应地，从样机(1阶段)到小规模应用测试阶段(10阶段)困难要大得多，因为这个阶段风险大，投入高，需要完成实验室样机的工程设计、外观设计、降低成本以及性能测试，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发现样机的成本过高、市场的需求点掌握不准确、技术超前、市场尚未培育起来等问题，需要对样机进行优化甚至重新研制。

“从这个角度说，科技成果‘从1到10’比‘从0到1’还要难。”赵晓光说，在成果转化的路上，“从1到10”的阶段已经成为亟待突破的卡点。

司徒国海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链条不完备，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资金、设备和场地，正是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面临的障碍之一。

通常来说，一项创新性技术从取得原理突破和实验验证到产业化落地，中间仍然需要持续多年、不断优化迭代的研发过程。他告诉记者，这个过程的研发不应该由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来承担，目前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也不一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

“对接两头的中间阶段有所缺失，专利产业化链条处于断裂状态。”司徒国海说。

他建议加强“从1到10”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化人员评价机制，引导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持中间阶段项目的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项目。

赵晓光也建议丰富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解决从样机到小批量应用测试的卡点。她说，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样机小批量试制与测试扶持政策，在纳入研发经费加计扣除范畴的基础上，建立小批量试制产业联合基金。

急需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桥梁”是代表委员谈及的一个高频词。

司徒国海说，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利产业化率较低的原因，不是专利的技术含量不够，也并非专利技术前景不乐观，而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不够坚固，转化环节和链条还不够完备。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48.7%的受访企业专利权人反映，“缺少高端专业人才”是制约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

“这里的高端专业人才就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司徒国海说，这些高端专业人才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要能沟通供给侧和需求侧，即能快速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的技术和原理，作出成熟度和实施价值的研判，对接企业需求，并实施或指导完成专利技术的产业化研发。

他因此建议，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以项目和实践培养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在内的专利产业化高端专业人才，畅通其职业和职称发展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也建议为企业与科研人员搭建交流对接的桥梁——还是国家级的。

“我建议政府牵头持续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产学研合作。建立国家级对接平台，使对接活动‘制度化’和‘定期化’。”刘中民说。

他还建议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培育壮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一批懂科技、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技术转移经纪人，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全方位服务。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有关完善高校专利转化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建议，其中就提到“加强转化服务队伍建设，丰富金融财政支持模式”。

这条建议提到，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4.6年，明显低于全国6.9年的平均水平。这说明高校专利整体稳定性不高，难以吸引市场主体进行专利转化。

原因之一在于，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的合作力度不足。民进中央在建议里提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建立“课题组专员+专业机构人员”模式，由技术经理人辅助发明人转化专利并加强专利转化追踪。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专利转化规律的金融支持模式。

这和司徒国海提出的“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不谋而合。

他说，以前，不少科研人员写完论文，成果就上了书架、进了柜子，希望以后可以打破这种“学界自我循环”的局面。